麦烧历险记

这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巨著：126册，5000多万字，记载了中国3万多种植物的信息。

1月11日，《中国植物志》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。这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奖。此前该奖项连续两年空缺。

荣耀的背后，是中国几代植物学家的艰难接力，以及后继无人的尴尬。

艰难接力

中国的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，始于上世纪20年代。北京大学的钟观光开始在中国各地采集植物标本，钱崇澍、胡先骕、陈焕镛等植物学家也结束海外学业，相继回国。

此前的一两百年中，中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基本上是空白。来自欧美等国的博物学家，则以各种名义进入中国，开展植物标本采集和研究。

本刊记者访问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时就惊讶地发现，该园收藏和研究的中国杜鹃花品种，远甚于中国任何一家植物园。20世纪初，乔治·福雷斯特（GeorgeForrest）曾远赴云南丽江等地，为该园采集了数百种杜鹃花，其中多个品种在中国已经灭绝或濒于灭绝。“中国研究杜鹃花的学者，基本上都得去爱丁堡。”《中国植物志》编写者之一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文采说。

1934年，胡先骕首先提出编写《中国植物志》。但由于资金、标本、文献短缺，战乱频繁，这个设想在当时不可能实施。

第二年的国际植物学会会议在英国剑桥举行，大概有400人参加。合影时坐成几排，前排的都是很有影响的植物学家，陈焕镛站在最后一排的倒数第三个座位。而他后来被视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之一。王文采说：“奠基人在最后一排站，你就能看出中国植物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。”

20多年后，《中国植物志》编辑委员会终于得以成立，钱崇澍和陈焕镛为首任主编。

王文采告诉本刊记者，这一计划的上马与上个世纪50年代的“大跃进”有很大关系。1958年，中国植物学会的一次大会上，有很多人喊出十年内完成《中国植物志》的口号。第二年，编写工作正式启动，蕨类分册也很快出版。

这位83岁的老人说，植物志的编写需要大量文献积累，最后用40多年能够全部写出来已经不简单了，“当时提的十年是瞎说”。

接下来的40多年中，由中国科学院牵头，该院植物研究所、华南植物园、昆明植物研究所，以及四川大学等百余个研究单位参与其中，前后有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为此付出了努力。

2004年，《中国植物志》全部出版。中国科学院还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合作编写了英文版本。其间的艰辛，大概只有参与者最清楚。

编写计划启动后，王文采被派到西双版纳工作，不幸患上恶性疟疾。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胡宗刚曾撰文叙述当时的情景：王文采人无血色，陷入昏迷，被紧急送到昆明的医院，怎么治疗都不见起色。时任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的吴征镒遂召集该所年轻人献血，最后选中四人，每人400毫升，才救治了王文采的性命。

这个片段，不过是数百名科学家数十年艰辛的一个缩影。

在国家自然科学奖的答辩报告中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心启将植物志比作记载植物“身份”的“户口簿”，或者说全面记录植物特征的“信息库”。而这些信息，在检验检疫、侦查探案、寻找矿藏、开发药品等诸多方面都能派上用场。

空白区

尽管《中国植物志》出版了，但在王文采看来，中国太大，好多地方都是植物采集的空白区。再说，有一些种分布在特定的山头，“这个山头你没去，就发现不了。”

他还举例说，英国一些科学家1964年编写了《欧洲植物志》，到1997年又出了第二版，“你想一版就搞得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你采的标本可能不完全，文献还要掌握，疑难种还要解决。”

植物采集的空白区，在各个山沟都有。王文采告诉记者，2008年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傅德志的学生刘冰在小五台山采到一个标本，他一看，是个新种。从19世纪起，就有外国人去那里采集标本。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组建后，有人编写过小五台山植物名录。王文采本人在上世纪50年代初也去过小五台山，但也没能发现这个新种。

王文采说，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、华南植物园和昆明植物研究所，2007年曾联合提出去非洲采集标本，但至今未获支持，“你就知道我们距离世界的差距很大。现在连中国植物志的第二版、第三版都困难，更不用说世界植物志。”

伦敦皇家植物园的豆科专家在2005年出了一本书，名字叫做《世界豆科》，送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洪德元。洪德元在国内的《植物分类学报》撰文介绍，提到豆科有72万号标本。王文采看到后，就去问研究所标本馆的李良千，被告知收藏的豆科标本大概有13万号。两者相比，差距极大。

《科学时报》援引一份关于中国物种资源整体状况的报告称，全国生物物种的种类和种群数量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，某些地区某些门类的调查则完全是空白，一些已经进行的调查也多完成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。“时隔数十年后，因地方经济建设、土地开发利用等原因，原生态系统和物种区系已有很大变动，甚至面目全非。”

后继无人

正如前述报告所称，从上世纪50年代起，中国组织过多次大型科学考察，足迹遍及东北、云南、新疆、青藏高原等地。考察项目基本上是国家投资、中国科学院牵头、很多分类学家参与，收集回的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标本馆。

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。此后有相当长的时间，分类学这一基础研究领域被冷落，研究经费很难申请。这种局面不仅存在于植物分类学，也存在于动物分类学等学科。

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、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乔格侠告诉本刊记者，她1993年到动物研究所读研究生时，大多数的分类学家都是年逾六旬，面临退休，很多非常重要的类群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。

乔格侠43岁，她的同事、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陈军40岁，像他们这样处于黄金时期的研究人员，仍在分类学领域耕耘的，实在是很有限。

乔格侠说，开展分类学研究，分类鉴定归类是最核心的，同时需要专业的标本采集和标本制作，这三者缺一不可。但现在标本制作和采集队伍非常萎缩，不能满足基本需求。

在分类学最鼎盛的时期，她所在的研究室还有专门的绘图人员，如今专业的绘图队伍几近消失；而就动物所的分类学队伍而言，脊椎动物、无脊椎动物和昆虫三个分类研究室曾经有180多人，目前只剩下50多人，其中还有一部分并不专门从事经典分类学研究。

陈军认为，分类学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学科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目前处境非常艰难。虽然有些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一学科，但经费申请不容易、考核机制不合理等因素，将很多人逼迫得改行。与分子生物学或医学等热门学科相比，分类学很难发表论文，而国内研究机构普遍将论文发表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标准。

最近几年，分类学研究处境有所好转。但与其他热门学科相比，研究人员能够拿到的经费，通常属于杯水车薪。

分类学研究的萎缩和分类学人才的匮乏，已经带来一系列后果。乔格侠说，很多标本保存在标本馆，没有人去制作和研究，就发现不了这些标本的价值，从而影响了人类对生物多样性认知的速度；还有更多的物种和资源有待专业人员去收集、整理和保藏，其中许多物种在人类还未发现时就已经灭绝。

不仅如此，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步伐，外来入侵物种越来越多，检疫部门如何对口岸截获的标本进行及时的鉴定与检测？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，究竟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多大的影响？哪些物种的分布发生了变化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？乔格侠说，这些工作都是以分类学家的研究为基础的。

《科学时报》报道过这样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：2008年12月，西南某地一群小学生吃下一种植物的果实，导致62人中毒、1人死亡，但当地专家未能鉴定出这种植物，甚至不知道它属于哪个科，一筹莫展。无奈之下，只能将图片转送北京，请求更多的专家参与“会诊”。

另据该报披露，近几年一些东南亚国家正开展国内的资源调查，希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植物园派出一支分类学队伍进行帮助。对于中国科学家而言，这无疑也是一次极好的研究机会。但该植物园的朱华研究员无奈地表示，根本派不出这样一支队伍，“我自己带的学生，也都不是从事这个领域的。”

目前《中国植物志》已告完成，有了这部浩瀚的植物志，中国人对自己的植物家底总算是心里有数了。但在王文采看来，这远远不够。“《中国植物志》大致解决了中国的植物到底有多少种、多少属的问题。但是那些种的亲缘关系、属的亲缘关系，要摸清楚的话，还早得很呢。”

原文链接：http://magazine.caing.com/chargeFullNews.jsp?id=100108902&time=2010-01-17&cl=11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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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手记：当众多科学家云集人民大会堂，在媒体的环绕下享受国家的荣誉时，王文采老师却在海南云游。1月13日，我在王文采老师家中进行采访。他家位于中关村南大街的中科院家属楼，挨着超市发和喧嚣的街道，老先生已84岁高龄，身体健硕，为人谦和，迎我时站在电梯旁，送我时也是送到电梯口。如同大多数老一代知识分子家一样，老先生的家也是，用了几十年的写字台、台灯、书柜、各种书籍和资料。

采访结束之后，得知家中出了急事，所以只能仓促将采访的memo交给编辑李虎军，稿件几乎全是他写的，对我来说是遗憾，对于稿件来说可能是好事，虎军的文笔比我要好。

祝愿老先生更加长寿。